Content

基于排放源的中国城市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研究

时间:2018-06-09 14:14     作者:admin      点击:

蔡博峰1,刘建国2,曾宪委2,曹  1,刘兰翠1,周  1,张战胜1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100012 北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100084 北京

 

摘 要:利用全国垃圾填埋场的点源数据,基于实际调研和实验室分析建立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填埋时间的排放因子矩阵,采用IPCC推荐的一级降解动力学方法(FOD)自下而上地核算了中国2107个垃圾填埋场在2007年的甲烷(CH4)排放量。针对不同区域和类型的填埋场,分别就城市垃圾组分、可降解有机碳、CH4修正因子、CH4氧化系数、填埋场CH4收集率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2007年填埋场CH4排放量为118.61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2005年填埋场排放量(220t)差异较大,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统计数据的差异,例如填埋场个数及垃圾填埋量。中国绝大部分填埋场CH4年排放量在700 t以下,超过1000 t的有279个,超过1t的仅10个。江苏省的CH4排放量最高,达到9.87t,西藏的排放量最小,仅为0.21t。东部江苏、广东、浙江等省的整体排放量较高,西部地区西藏、宁夏、青海等地的排放水平较低。

关键词:垃圾填埋;CH4排放;点排放源

 

甲烷(CH4)是全球排放量第二大的温室气体,也是《京都议定书》中确定的6种重要温室气体之一,其100年的增温潜势是CO225[1]。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2004CH4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的14.3%,其中废弃物处理(垃圾填埋和废水处理) CH4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8%;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研究报告[3]2010年全球废弃物处理CH4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4%。垃圾填埋和废水处理的CH4排放量大致相当,都各占废弃物处理的一半左右[4]。全球垃圾填埋CH4排放增长速度很快,从1970年的1650t,增长到2008年的2950t,增长了78.79%[4]

填埋处理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手段,当前填埋处理量占中国生活垃圾处理总量的80%以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产生量与填埋量将会出现大幅增长。随着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深入和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推进,科学准确地核算中国填埋场的CH4排放量,对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低碳发展乃至资源综合利用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填埋场CH4排放的特殊性在于当年填入的废弃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般约为50年),每年都要释放不同量的CH4。不同填埋场,其管理水平和年填埋量不同,因而在某一特定时期的CH4排放量差异较大。所以基于全国或者区域填埋总量数据计算CH4排放需要做较多平均化假设。本文利用全国垃圾填埋场点源数据,基于实际调研和实验室分析建立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填埋场CH4排放因子,逐一计算中国每个垃圾填埋场2007CH4排放水平,汇总形成区域和全国在2007年垃圾填埋场CH4排放,为中国填埋场CH4排放研究和减排措施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研究方法

垃圾填埋是一个以微生物为中介体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生物转化过程,其CH4产生和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垃圾组分、填埋场管理水平、气象条件等。当填埋场到一定年限后,所产生的CH4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最大值,之后逐渐减少。针对填埋场CH4排放,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并在填埋场中进行应用。研究填埋场CH4排放的方法有质量平衡方法、化学计量方法和一级降解动力学方法(FOD)等。质量平衡方法是IPCC在《199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版)》中列出的缺省方法[5],这种假设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所以在2006年清单指南中,IPCC采用了FOD方法作为计算填埋场CH4排放的方法[6]。化学计量方法基于垃圾中有机物分解的化学方程式来确定CH4排放,实际结果是CH4产量的理论最大值,计算结果高于实际产生量。FOD方法引入时间参数,根据垃圾中各个组分的降解速率,计算出各个组分CH4排放,体现了有机物的降解过程,而质量平衡方法和化学计量方法都没有反映出垃圾长期降解过程。

填埋场CH4排放是国际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Kumar[7]考虑了数据不足,采用简化FOD方法研究印度 Okhla 填埋场CH4排放,发现实际测量值远小于模型估算值,说明对于特定填埋场需要调整相应的参数才能正确反映CH4的排放情况。Wangyao[8]基于FOD方法研究了泰国9个典型垃圾填埋场的CH4排放,通过填埋场CH4监测数据修正FOD方法系数,并采用修正后的模型核算了泰国 2006 年垃圾填埋场CH4排放。Börjesson[9] N2示踪法测量了瑞典填埋场CH4排放量,并将测量值和IPCCFOD模型估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测量值和估算值较接近。Ishigaki[10]采用FOD方法研究越南河内垃圾填埋场的CH4排放,认为区域化和精细化的排放因子对于CH4排放核算非常重要。国际研究表明,不同规模和管理情况的填埋场,其CH4排放水平差异往往较大,因而,区域化的排放因子非常重要。

国内研究填埋场CH4排放主要都是基于全国或区域平均填埋水平。徐新华[11]基于全国垃圾填埋CH4产生率估算了全国各省垃圾填埋场CH4排放量。龚少鹏等[12]、罗钰翔等[13]和姜建生等[14]分别对深圳过桥窝垃圾填埋场和深圳玉龙坑垃圾填埋场CH4排放量进行了研究,并采用FOD模型对垃圾填埋场CH4产量进行了估算。高庆先等[15]研究了中国典型城市的固体废物中可降解有机碳比例并提出中国的推荐值,为中国填埋场CH4排放研究提供了重要参数。高庆先等[16]采用了质量平衡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区域填埋场CH4排放水平和全国排放空间特征。徐思源等[17]使用FOD方法估算了重庆市垃圾填埋场CH4排放水平。渠慎宁等[18]采用FOD方法估算了中国填埋场CH4排放水平和未来峰值。

从目前研究看,FOD方法是估算垃圾填埋场CH4排放的主流方法,也是IPCC推荐的方法,同时也是美国环保署建立填埋场CH4排放清单的方法[19]。但FOD涉及参数较多,需要本地化和精细化,国内当前研究和估算全国水平的填埋场CH4排放都无法实现逐一计算每个填埋场排放并汇总排放总和。而FOD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为严格,基于全国统一水平假设的研究精度会有所降低,因为不同填埋场不同年份垃圾填埋量都会对特定年份CH4排放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采用FOD方法研究中国2007年垃圾填埋场CH4排放,FOD公式如下:

    (1)

式中,为当年填埋质量为的固体废弃物在年产生的CH4排放,为填埋场当年填埋量;CH4的修正因子;为不同垃圾成分比例,为不同种类垃圾(本文为厨余、纸张、织物、竹木和其他),为可降解有机碳比例,为分解的比例,为垃圾填埋时间,CH4产生速率常数,为填埋气体中CH4比例,CH4收集量,CH4氧化系数。公式(1)是《2006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五卷废弃物FOD方法学中若干公式的整合形式,其中收集率未考虑随时间变化。

中国2007年填埋场CH4排放量应该是每个填埋场在2007CH4排放量的总和,而每个填埋场在2007年的CH4排放量则是从该填埋场建立以来每年填埋的垃圾在2007所排放的CH4(采用公式1计算)总和。

考虑中国垃圾特性与国外有较大的差异,直接使用IPCC的推荐参数不但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能反映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填埋场的差异,因而无法准确核算中国填埋场CH4排放水平,所以本研究通过调研中国不同区域内垃圾特性,建立适用于中国填埋场CH4排放的参数和排放因子,然后基于每个填埋场点源数据计算中国填埋场CH4排放。

本文研究范围不包括港澳台,研究中的城市垃圾填埋场包括了城市和城镇所有填埋场(无害化填埋和简易填埋)。考虑中国农村地区固体废弃物多以简易堆放为主,CH4的排放量较少,因而,本文研究所得的中国城市垃圾填埋场CH4排放基本代表了全国垃圾填埋CH4排放水平。

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主要是基于清华大学和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调查研究及实验室分析,结合IPCC等的研究文献确定。本文重点选择垃圾组分、可降解有机碳比例、CH4修正因子、CH4氧化系数、填埋场CH4收集率等影响排放的核心因子,采用调查研究和实验室分析获取参数,对于填埋气体中CH4比例等相对较为稳定的参数,主要采用IPCC推荐值。

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的气候、经济和生活习惯等差异较大,将中国分为7大区域(表1)。同时根据作者调研和专家访谈,认为中国填埋场的管理水平(影响CH4修正因子、CH4氧化系数、填埋场CH4收集等因子)与填埋场规模有很强的相关性,往往规模越大,管理越规范。因此,将不同区域排放因子按填埋场规模再次分为3类: I类,>500m3II类,[200万~500万]m3III类,<200m3。最终建立的填埋场CH4排放因子是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排放因子多维矩阵。

中国各区域垃圾成分

Table 1 The waste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区域

/

调研城市

个数

垃圾中可降解有机质组分/%

厨余

纸张

织物

竹木

西北

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

7

39.26

5.00

2.38

3.92

华北

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

7

53.25

7.67

3.26

3.21

东北

黑龙江、吉林、辽宁

9

59.90

7.30

1.54

2.30

华中

河南、湖北、湖南

6

35.57

4.58

1.07

1.73

华东

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江西

16

54.07

7.27

4.45

1.55

西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6

45.54

7.14

3.14

3.64

华南

广东、广西、海南

4

44.05

5.80

2.00

3.17

注:调研包括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收集,城市数据主要在20002010年期间。

2.1 垃圾组分

根据IPCC城市固体废弃物分类,结合中国城市垃圾分类特征,将中国生活垃圾中可产生CH4的有机物分为厨余、纸张、织物、竹木4类。IPCC中列出的尿布类型,中国未有统计和研究,因而将其归入织物类型。本研究根据实地考察和文献调研获得55个典型城市的垃圾成分,实地调研主要针对城市中重点垃圾填埋场,文献收集包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填埋场数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数据及已发表的文献等,最终确定各区域生活垃圾成分平均水平,见表1

 

2.2 垃圾可降解有机碳比例

本研究通过实验室测量获得不同垃圾组分干基的有机碳含量,每种垃圾组分选择15个样品,样品来自北京市不同垃圾填埋场。考虑中国不同垃圾组分的水分含量区域差异较小,因此本研究以北京样品代表全国水平。样品的含碳量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中的外加热法测定。但垃圾成分一般情况下都以湿基衡量,因而再根据不同垃圾成分的含水率,计算出中国生活垃圾中的各个组分湿基可降解有机碳比例,见表2

中国生活垃圾中各个组分湿基可降解有机碳比例

Table 2 The wet based ratio of degradable organic carbon in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wastes

来源

厨余

纸张

织物

竹木

中国

0.11

0.24

0.27

0.33

IPCC默认值

0.15

0.40

0.24

0.43

通过比较中国垃圾组分可降解有机碳与IPCC 2006默认参数,发现中国垃圾中厨余、纸张和竹木的可降解有机碳比例均小于IPCC默认值,这主要因为中国生活垃圾的含水率较高,单位质量垃圾中有机物比例偏低。另外中国织物的可降解有机碳值高于IPCC默认值,这可能是因为国外生活垃圾中的织物中含有大量的化纤等不可降解生物成分,棉制的可降解织物含量较少。

2.3 CH4修正因子

填埋场CH4修正因子主要是指填埋场的不同管理水平对CH4排放的影响,IPCC为不同类型填埋场(浅填埋、准好氧、无管理深填埋、管理良好的填埋场和其他)提供默认的CH4修正因子。本研究调研了中国79个填埋场,按照3种规模分类,每类中统计其IPCC分类的管理水平,并在每类中加权平均其CH4修正因子,见表3。Ⅰ类填埋场具有规范化的管理,堆体内基本为完全厌氧环境,CH4修正因子为1;Ⅱ类填埋场均为深填埋,部分填埋场没有规范化管理,CH4修正因子为0.92;Ⅲ类填埋场大部分未深填埋,只有少部分具备规范化管理,CH4修正因子为0.61

2.4 CH4氧化系数

影响CH4氧化速度的因素主要有垃圾组分、填埋场覆盖物质、覆盖厚度、湿度、温度等。根据调研的79个填埋场情况,大型填埋场为防止恶臭气体和提高填埋气收集率,一般都使用土工膜覆盖层,因而氧化系数很低,而中小型填埋场一般选用土质覆盖层,有利于CH4氧化,氧化系数较高。中国南方湿润多雨,温度也适宜CH4氧化;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温度较低,不利于CH4氧化。结合实际调研的填埋场情况,确定各区域CH4氧化系数(表3)。

中国各个区域不同规模填埋场CH4计算因子

Table 3 The emission factors of different scale landfills in different regions

计算因子

区域

I

II

III

CH4氧化因子

西北

0

0.08

0.15

华北、东北、华中、华东

0

0.10

0.20

西南、华南

0

0.15

0.30

CH4修正因子

 

1

0.92

0.61

CH4收集率/%

 

40

24

5

2.5 CH4收集率

填埋场排放的CH4可以燃烧发电或者供热,不仅有经济效益,还可以减少CH4排放。由于中国垃圾中易降解有机物含量高,有机物在填埋堆体内半衰期较短,所以在填埋单元封场前部分有机物已经降解,而在此条件下CH4收集率较低。根据实地调研,确定不同规模的填埋场CH4收集率,见表3。填埋场火炬燃烧属于收集处理,但排空不属于收集处理,因为排空和填埋场无组织排放的最终结果都是CH4排入大气,收集处理的CH4根据式式(1)不计入排放。

2.6 其他参数

填埋场垃圾不同组分的CH4产生速率常数选择IPCC中湿温带气候条件下的推荐参数,厨余、纸张、织物、竹木的值分别为0.180.060.060.03。填埋气中的CH4比例IPCC的推荐值0.5。根据本研究的实际调研,尽管国内不同填埋场的填埋气中CH4比例有所差异,但基本在40%60%之间,因而选择IPCC推荐值相对合理。另外,分解的可降解有机碳比例作为一个经验参数,也选择IPCC的推荐值0.5

IPCC推荐的FOD计算年限(的最大值)是50年,考虑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以厨余垃圾为主,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以纸类为主,垃圾填埋产气的滞后时间较短,填埋后很快达到产气高峰,随后迅速衰减。根据前面获取的参数进行理论计算,中国被填埋垃圾在填埋40年时,可降解有机质分解率已经达到了97%,因此本文选择40年作为每个垃圾填埋场CH4排放的最高年限。

活动水平

中国2007年垃圾填埋场数据来自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调研,全国共有2107个垃圾填埋场,包括无害化填埋场和简易填埋场,总处理量15208t。对比《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对于各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情况的数据,本研究调查的垃圾处理场个数是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5倍多,处理量接近2倍,其主要原因是本研究包括更多的垃圾填埋场,尤其是未纳入国家城建部门统计范畴的小型垃圾填埋场,而统计数据主要针对中国城市中规模较大的垃圾填埋场。

根据调研数据,从填埋场个数来看,2007年中国III类垃圾填埋场个数占绝对主体(图1),占总数的83%。华东地区的填埋场最多,达到637个,东北地区的填埋场最少,为105个。大型填埋场(I类)也是华东地区最多,达到28个,西南地区最少,仅8个。反映了华东地区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而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大,规范化处理量也相对较大。

中国不同区域垃圾填埋场个数、处理量和规模

Fig. 1  The number, amount of disposed waste and scale of landfill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全国2107个垃圾填埋场调研表中包括每个填埋场的已填埋量(到2007年)和填埋场建场时间。垃圾填埋场运行时间直方图见图2,可以看出,中国运行时间超过30年的填埋场非常少,也就是说20世纪 70年代建立的垃圾填埋场数量很少,直到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的填埋场才逐渐稳步增长,从2000年开始,中国填埋场建立有了大幅增长。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填埋场CH4产量在近10年会有大幅增长。由于本研究仅收集到每个填埋场的已填埋量,无法获取每个填埋场从建场以来每年具体的填埋量,因此只能假设每个填埋场每年的填埋量等于该填埋场的总已填埋量除以建场时间,相当于填埋场每年的填埋量保持不变。填埋场每年填埋量分布情况见图2,绝大部分填埋场的年填埋量都在20m3以下,极少数填埋场的年填埋量超过了100m3,说明中国填埋场仍然以小型填埋场为主。

填埋场填埋时间(a)和年填埋量(b)分布情况

Fig. 2  The histogram of the operating time (a) and annual disposed waste (b) in landfills

 

基于FOD方法,采用本研究按区域和填埋场规模确定的各类影响排放的关键参数得到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填埋时间的排放因子矩阵。同时根据调查的填埋场数据,按填埋场特征分类与排放因子逐一匹配和相乘、加和,得到中国填埋场在2007年的CH4排放量(图3)。由图3可见,中国东部地区填埋场相对较多,分布也比较密集,并且大型填埋场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因此填埋场CH4排放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相对比较集中。中国绝大部分填埋场CH4年排放量在700 t以下,CH4年排放量超过1000 t的有279个,超过1t的仅10个。

中国垃圾填埋场2007CH4排放量

Fig. 3 The CH4 emissions of landfills in China in 2007

根据填埋场CH4排放量统计出各省垃圾填埋CH4排放量(图4)。其中江苏省的排放量最高,达到9.87t,西藏的排放量最小,仅为0.21t。可以看出,东部江苏、广东、浙江等省的整体排放量较高,而西部西藏、宁夏、青海等地的排放水平较低。

全国填埋场CH4排放为118.61t,《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以下简称国家通报)中报告的中国2005年固体废物处理CH4排放量为220t[20],是本研究的1.85倍。

 

中国各省垃圾填埋CH4排放量

Fig. 4 The landfill CH4 emission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of China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自下而上地核算了中国2107个垃圾填埋场在2007年的CH4排放量,并汇总计算各省和全国的垃圾填埋场CH4排放水平。在排放因子计算中,本研究对城市垃圾组分、可降解有机碳、CH4修正因子、CH4氧化系数、填埋场CH4收集率等都依据不同区域和填埋场规模做了较为深入的修正和细化,最大限度降低了排放因子造成的不确定性。活动水平上,本研究的数据完全基于填埋场调研数据,数据相对国家统计数据更为完备和丰富,一些重要参数如填埋场规模、已填埋量、垃圾场建场时间等数据的获取,对于提高基于FOD方法计算填埋场CH4排放精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比本研究与国家通报2005CH4排放量结果,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有3点。1)方法差异。尽管本研究和国家通报都采用FOD方法,但本研究是基于填埋场点源逐一计算CH4排放量,而国家通报数据则是基于城市统计数据核算。2)活动水平的数据源不同。国家通报采用的是城市垃圾填埋的官方统计数据(主要是城建部门的统计数据),而本研究则采用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调研数据。活动水平数据的差异,是两者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3)排放因子及核算时间等的差异。本研究是基于区域和填埋场规模确定排放因子,但垃圾成分主要是20002010年的数据,而国家通报则采用了更为合理的分时间阶段的垃圾成分数据。此外,国家通报核算的为2005年排放,而本研究核算2007年排放。由于中国涉及填埋场的基础数据及排放因子等较为缺乏,因而难以较为系统和定量地评估本研究和国家通报数据的差异,但本研究和国家通报结果的差异反映了中国填埋场CH4排放研究中,不同的计算过程和数据选择可能会导致较大的结果差异,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深入和细化。

CH4是全球温室效应贡献仅次于CO2的温室气体,中国生活垃圾填埋场每年排放2965 tCO2当量的CH4,并且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填埋场规模的增大,中国填埋场CH4排放量必然也会随之增加,因而中国垃圾填埋的CH4减排和综合利用是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填埋场恶臭气体和渗滤液污染已经成为影响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的焦点和敏感问题之一,而填埋场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源都是垃圾中的可降解有机质,因而针对垃圾产生、分类及填埋处理实施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治理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Estimation of CH4 emission from landfill in China based on point emission sources

Cai Bofeng1Liu Jianguo2Zeng Xianwei2Cao Dong1Liu Lancui1Zhou Ying1Zhang Zhansheng1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School of Environ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CH4 emissions from landfills in China in 2007 were estimated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emission factors matrix and point emission sources database, by FOD model recommended by IPCC. The region, scale and operating time of landfills constitut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emission factors matrix, which were obtained by laboratory analysis and in situ investigation. The key parameters, i.e., waste composition, degradable organic carbon ratio, CHcorrection factor, oxidation factor and recovery rate, were carefully analyzed regarding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point emission sources database consists of 2107 landfills in cities and towns of China in 200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4 emissions from landfills were 1.186 million tons in 2007. Compared with the CH4 emission of 2.20 million tons in 2005 reported in the Seco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mainly comes from statistical data of landfills, e.g., number of landfills and amount of waste disposed in landfills. CH4 emissions of most of the landfills were lower than 700 tons, whereas there were 279 landfills with emissions larger than 1000 tons, and only 10 landfills with emissions larger than 10000 tons. Jiangsu province ranked the largest emitter with 98700 tons while the Tibet ranked the smallest emitter with 2100 ton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missions from eastern provinces, e.g. Jiangsu, Guangdong and Zhejiang, were larger than that from western provinces, e.g. Ningxia, Tibet and Qinghai.

Keywords: landfill; CH4 emissions; point emission sources

 

 

 

参考文献

[1]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UNEP. 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2[M].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12

[4]          PBL& JRC. Emission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E]. 2012

[5]          IPCC. Revised 199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R]. 1996

[6]          IPCC.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M]. Kanagawa: IGES, 2006

[7]          Kumar Sunil, Mondal A.N., Gaikwad S.A., et al.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methane emission inventory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disposal sites: a case study[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 38 (29): 4921-4929

[8]          Wangyao K., Chiemchaisri C., Nopharatana a..Application of the IPCC waste model to solid waste disposal sites in tropical countries: case study of Thailand[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10, 164(1-4): 249-261

[9]          B¨Orjesson Gunnar, Samuelsson Jerker, Chanton Jeffrey, et al.A national landfill methane budget for Sweden based on field measurements, and an evaluation of IPCC models[J]. Tellus B, 2009, 61(2): 424-435

[10]        Ishigaki Tomonori, Van Chung Chu, Sang Nguyen Nhu, et al. Estimation and field measurement of methane emission from waste landfills in Hanoi, Vietnam[J].Journal of material cycles and waste management,2008,10(2):165-172.

[11]        徐新华垃圾中甲烷产率计算及全国垃圾甲烷气资源估算[J]. 自然资源学报, 1997, 12(1): 89-92

[12]        龚少鹏廖利陈惠凡.深圳过桥窝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产量研究[J].安全与环境工程, 2007, 14(2): 53-55

[13]        罗钰翔王伟高兴保生活垃圾填埋气体产量的现场测试及 IPCC 推荐模型的校验[J]. 环境科学, 2009, 11: 3427-3431

[14]        姜建生蒋建国梁顺文深圳玉龙坑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产生量预测研究[J]. 新疆环境保护, 2004, 26(2): 27-30

[15]        高庆先杜吴鹏卢士庆中国典型城市固体废物可降解有机碳含量的测定与研究[J]. 环境科学研究, 2007, 122(3): 10-15

[16]        高庆先杜吴鹏卢士庆.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甲烷排放研究[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6, 2(6): 269-272

[17]        徐思源陈刚才魏世强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填埋甲烷排放量估算[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32(185): 120-125

[18]        渠慎宁杨丹辉中国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峰值测算[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284): 37-47

[19]        EPA US. Inventory of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inks:1990-2011[R]. Washington, DC, 2013

[2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R].北京, 2012.